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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個人所得稅法》下勞動者權益保護探析

時間:2020-01-20 11:03作者:季潔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新《個人所得稅法》下勞動者權益保護探析的文章,近現代社會構建了以財富為中心,以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制度結構,財富承載了人的比較優勢和社會需求信息,是社會成員的發展與整體社會的繁榮連結的紐帶。

  摘    要: “公平”是稅收環節開展與勞動關系平衡的交叉范疇,依附于人身屬性以獲取財產性利益的勞動者在個人所得稅繳納中占主體地位,工資薪金所得更是個人所得稅的豐厚稅源。新個稅法由“分類稅制”向“分類—綜合并行二稅制”模式轉變,以實現對橫向稅負公平與縱向稅負適度的保障,通過勞動性所得綜合征稅設置、綜合所得稅率調整、費用扣除標準設計三個主要方面調節勞動者權益杠桿,影射出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追求。新個稅改革無論在個稅稅制模式上抑或是稅率級距設置上無不體現著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福利關懷。

  關鍵詞: 個人所得稅; 勞動者權益; 綜合征收; 稅率級距; 個稅扣除額;

  Abstract:  “Fairness”is the cross-category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axation links and the balance of labor relations. Laborers with personal attributes,who obtain property interests,occupy the main position in the payment of personal income tax. The income from wages and salaries is a rich tax source for personal income tax. The new tax law is transformed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tax system”to the “classification-integration parallel system”in order to achieve appropriate protection for horizontal tax burden fairness and vertical tax burden fairness. The laborer's equity leverage could be adjusted by comprehensive tax setting of labor income,comprehensive income tax rate adjustment and the standard design of fee deduction,reflecting the pursuit of equal rights for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 new reform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could provide the welfare for the middle and low income groups in terms of the mode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system and the setting of tax rate bracket.

  Keyword: personal income tax; laborer' s rights;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tax rate bracket; tax deduction of personal income;

  近現代社會構建了以財富為中心,以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制度結構,財富承載了人的比較優勢和社會需求信息,是社會成員的發展與整體社會的繁榮連結的紐帶。[1]從勞動供給的理論角度看,個人所得稅正是通過改變勞動者實際工資率這一財富表現形式,從而影響勞動者的最終行為組合,實現改變勞動供給的市場行為結果。因此,個人所得稅作為結果性稅種,針對勞動者“個人所得”這一重要生計要素進行征稅設計,其征收要素的邏輯性關聯應著重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緩解高低收入群體的差別級距,以促進社會再次分配的公平。

  新《個人所得稅法》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并與同日施行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形成個稅征管的多重保障,相較于之前六次個稅修改,此次改革完成了從“單純分類稅制”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稅制”模式的過渡性轉變,通過勞動性所得綜合征稅設置、綜合所得稅率調整、費用扣除標準設計三個主要方面調節勞動者權益杠桿,最終形成降低勞動者稅收負擔、促進社會勞動供給的預期社會收益。

  一、從個稅模式談勞動者權益保護

  個人所得稅模式選擇是個稅改革中的重要部分,通過稅基、稅率等稅制要素展現出稅收對于勞動者實際所得的差異性調節作用,并體現著不同程度的社會公平效益。自1977年英國首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各國根據自身政策目的、社會財富承受力等因素發展形成了三種個稅模式:即分類稅制、綜合稅制和二元稅制(亦稱為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多元稅制、混合稅制)。各種稅制在稅基計算、稅率制定等計稅規則方面存在不同設計,深入影響著勞動者的基本所得和附加福利數額,因此也成為衡量勞動者生活指數的直接稅種模式。基于此,個稅模式的改變不應該是一個建立于情緒化的公平偏好或公眾輿論導向的產物,而應該是一個縝密的理論分析和客觀的實踐總結的結果。[2]
 

新《個人所得稅法》下勞動者權益保護探析
 

  (一)個人應稅所得與勞動所得的關系

  根據應稅所得的性質,個人應稅所得包括要素報酬和轉移收入,現代經濟學將勞動所得歸于要素報酬之一類型。[3]個人應稅所得是以個人為單位在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中取得的部分財產性內容,其基于獲取社會公共服務的目的無償付諸于國家財富。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相對應,指以勞動形式獲取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價所得。不同于公共部門轉移收入與私人部門轉移收入,勞動所得、投資所得以及經營所得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得以體現,基于此共性三者統歸屬于要素報酬之中(如圖1所示)。

  圖1 個人應稅所得架構圖
圖1 個人應稅所得架構圖

  立足于取得勞動所得的基礎性關系,勞動所得從經濟學角度分為雇傭勞動所得與獨立勞動所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語境下的勞動者1,勞動關系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是判定勞動者主體身份的重要依據,從個稅角度談對于勞動者權益保護是從勞動所得應稅數額認定的合理性進行考量,更多情況從雇傭勞動所得(即工資、薪金所得及勞務報酬所得)角度進行評析。雖然勞動所得是個人應稅所得的二級分類,但勞動所得數額卻是個稅巨大的稅源基礎。2002~2016年期間,我國居民的收入來源結構中,勞動性收入從70.2%降至61.5%,但相關的勞動性收入對個稅的貢獻率卻從48.3%提高至70.3%。[4]囿于此,無論從理論分類角度或是從個稅數額貢獻率角度來看,勞動所得均是個人應稅所得的重要組成內容。

  (二)個稅模式抉擇中的勞動者權益

  個人所得稅自產生之初直至今日逐步發展形成了三種個稅模式,分類稅制強調根據所得渠道的不同設置差別扣除額和稅率,稅收征管成本較低,多存在于一國個稅發展的初期;綜合稅制采用累進稅率,綜合計算納稅人一定納稅時期的所得進行征繳;二元稅制兼備前兩者特點,進一步體現為“分類綜合稅制”和“綜合分類稅制”,前者以分類稅制為基礎,在分類征繳的前提下,對于部分超出規定數額征收綜合所得稅,后者以綜合稅制為基礎,并對部分特定項目征收附加所得稅。作為個稅模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涉及的工資報酬等所得部分的實際收入隨各稅制的差異化要素設計而改變,從而間接影響勞動者的自身權益。

  從計算方法來看(如表1),影響最終納稅額的因素主要表現為“稅基范疇”和“稅率幅度”,針對勞動者而言,其勞動所得細分之下的個人應稅歸屬于不同個稅模式下將計算得出不同的應稅總額。以我國2018年稅改前(即2011年9月1日施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所實行的“分類稅制”分類納稅與2018年新一輪稅改后將“工資、薪金所得”與“勞務報酬所得”同屬于“綜合所得”對于勞動者納稅的影響為例進行解析。以工資薪金與勞務報酬各為10 000元/月、社保費用為300元/月,并無扣除項目為例:

  在分類稅制下,按照稅目為“工資薪金所得”進行納稅,應納稅額=(工資薪金所得-社保費用-扣除數)×適用稅率-速算扣除數,即(10 000-300-3500)×20%-555=685(元)。按照稅目為“勞務報酬所得”進行納稅,應納稅額=勞務報酬所得×(1-比例稅率)×適用稅率-速算扣除數,即10 000×(1-20%)×20%-0=1600(元)。可以看出,分類稅制下,因稅目不同造成勞動者應納稅額出現明顯差異,從而直接影響勞動者的稅后收入。將二者歸屬于“綜合所得”后,納稅以年度為時間單位進行繳納,并且所實行的標準相對統一,因此二者所計算出的應納稅額不會相差較大,更大程度體現了對于勞動者收入的尊重與保障。

  表1 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1)
表1 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1)

  分類所得稅制更多應用于征收個人所得稅初期,征管規則主要體現為源泉扣繳形式,實施成本較低,雖然設立目的在于調和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的平衡性,但結果往往形成對勞動所得課以重稅的客觀效果。其原因主要體現在扣除額設計不合理、應稅項目難以細化分類方面:分類所得稅制扣繳規則相對簡單,缺乏對于多元化社會所形成的漸進性生活支出的合理考慮(如子女教育成本、現代醫療成本的增加等),在延續分類規則使用后適得其反,增加了勞動者的稅收負擔。同時,現代化社會使得勞動所得的類型不斷豐富,列舉式等簡單性的應稅項目設定將難以涵蓋現實社會諸多情形,新型逃稅手段不斷衍生,間接增加了依法納稅的勞動者的行為成本。綜合所得稅制基于其稅基的綜合性、稅率的累進性,針對所得額的增長逐步抬高稅率,以此形式實現對于所得額的調控,調節過高收入和不當收入,縮小所得總額在同等水平勞動者的納稅負擔。但與此同時,綜合所得稅制鼓勵納稅勞動者自主申報,對于勞動者自身的納稅能力和規則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個稅法模式與勞動者權益保護的耦合性

  《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2018年8月31日正式通過,標志著個稅制度由分類稅制向分類—綜合二元稅制轉變。此前,我國個稅采取分類個稅稅制,對個人所得進行分類、分別繳稅,雖然分類稅制從源頭扣繳,征管思路清晰,但整體個稅制度模式設計難以適應社會多形式的快速發展,加之列舉式稅目的法律條款,表達方式上的模糊性亦加劇了稅負不公的可能性。同時,也正因為分類稅制對各種所得區別對待,對于勞動者而言,在此模式下不同收入來源適用不同的稅率和扣除標準,造成相同總收入的勞動者稅負差異較大,極大地削弱了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也造成“勤勞”的勞動者對于稅收的抗拒心理。因此,合理的個稅法模式的設計是對社會公平的保障,更是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對等價值的肯定與保護。

  (一)新個稅法模式構造

  稅法的核心任務和主要社會作用是促進和保障公平分配。[5]我國自1980年開始施行個稅制度,在主體稅制的選擇上以分類征稅制度為主導。在分類征稅制度下,為了達到既要兼顧效率又要兼顧公平的目的,立法者只能對所得進行進一步分類,并通過加成征收等技術力圖實現更為公平的目的,但這種設計使得稅法愈發復雜,不但不能實現公平,也犧牲了效率。[6]同時,分類稅制的不公平性還體現在個人所得稅來源項目的多少上,即個人所得稅來源項目較多、綜合收入較高的人的納稅負擔較輕,反而是個人所得稅來源項目較少、綜合收入較低的人的納稅負擔較重。[7]因此,更多學者傾向于在我國建構綜合個稅稅制。

  此次新個稅法的亮點除了明確了稅收居民個人與非稅收居民個人的概念及納稅范圍;新增了反避稅條款;優化改良了稅收征管模式。新個稅法模式通過個人所得分類及稅率設計得以明顯展現。正如上文參照表1所進行的分析,個稅法模式中所得范疇與稅率幅度對于勞動者權益的影響更為深厚。基于此,本文以列表形式比對1980年、1986年、1993年和2018年個稅法對于所得類別和相應稅率的設計(表2),重點關注于“工資、薪金所得”與“勞務報酬所得”兩項內容,評析此次新個稅法模式中與勞動者相關聯的重要構造。

  表2 我國個稅所得分類及稅率變化歷程
表2 我國個稅所得分類及稅率變化歷程

  立足于勞動者個稅角度,“工資、薪金所得”及“勞務報酬所得”均與勞動者權益緊密相關3,在歷次稅改中二者均屬于所得范疇之中,但稅率計算卻各不相同,2018年新個稅法將“工資薪金所得”與“勞務報酬所得”稱為“綜合所得”,并對主體的差異性進行了繳稅時間節點與計算方式的分別規定,相比較于之前的改革更為清晰和細化。其以勞動者一段時期內的全面所得進行征繳計算,最大的優勢在于反映出勞動者的綜合納稅能力。相較于之前幾次稅改施行,對于收入來源較為單一的勞動者,高收入人群因其收入來源廣泛并適用于分類納稅規則,對比之下高收入群體所享受的稅收優勢大于較低收入勞動者,并且存在更為多元的避稅空間,因此在實際稅收負擔方面存在現實不公平,不能反映納稅人真實、綜合的稅負能力。

  (二)新個稅模式下的勞動者利好因素

  解讀個稅法模式中的微觀規則,從微觀角度對個稅制度中有利于勞動者權益的內容進行分析,可以更透徹地了解此次個稅改革的政策目的以及內在意義。本文選取此次稅改中最為突出的三個因素即勞動性所得綜合征稅設置、綜合所得稅率調整以及費用扣除標準設計進行探討,結合具體條文對勞動者自身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

  1.勞動性所得綜合征稅設置。

  勞動性所得綜合征稅設置是對于個人所得稅計征模式方面的改變,對于稅基范疇的設計起到了重要影響,直接反映出勞動者應稅所得的項目和類別。從稅制公平的角度去看,綜合計征能夠平衡不同收入來源但是收入水平一致的納稅人的稅負,即稅法所說的橫向公平,使同等收入的人繳納同等稅額的稅收。[8]此次個稅改革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四項勞動性所得同歸于“綜合所得”,并采用綜合計稅的方式按照納稅年度合并計算個人所得稅。此舉只要考慮到該四項稅目具有諸多相似性,在所得來源上與勞動者自身有著緊密的聯系,均為勞務所得,尤其是工資薪金與勞務報酬,更是勞動者通過日常自身的行為成本所收獲的日常財產性利益,應稅所得模式的計算將直接影響勞動者財務水平。

  之前把有雇傭關系的勞務所得視為工資薪金,而把非長期雇傭關系的勞務所得視為勞務報酬,并且適用不同的稅率及扣除,使得應稅所得結果具有扭曲性,有悖于稅收公平。[8]具體而言,原先處于分類稅制之下,該四項稅目在計算模式與稅率規定中均有差異,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同屬于勞動性所得卻分別納稅,雖然不同勞動者收入金額一致但是基于不同類別而繳納具有差距性的稅額,最終收入一致但稅后所得卻相差較遠。因此,收入來源多元化的納稅人往往在分類稅制的規定下存在輕稅負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社會稅收的嚴肅性與公平性。綜合稅制下,稅基更能反映出勞動者的綜合收入,體現出其綜合的稅負能力,更大程度貫徹個人所得稅對于調節收入的目標和作用導向。

  2.綜合所得稅率調整。

  為了更大程度地兼顧稅收公平和效率,國際上諸多國家逐步采取“寬稅基”與“低稅率”相結合的方式搭建自身個稅模式。我國本次個人所得稅改革在原先工資、薪金所得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基礎上大幅度拉大了中低檔稅率級距,以突顯“低稅率”下的改革紅利,其稅改的直接效果將更多惠及中低收入人群。比對稅改前后的級距變化3%、10%以及20%三級稅率相對應的前三級的納稅級距變化明顯,其中3%稅率部分的級距擴大1倍。此舉對于勞動者而言,意味著先前適用10%稅率的收入額將在現行的稅率下適用3%一級進行納稅,大幅度地減輕了中低收入群體的納稅負擔。正如數據顯示,改革實施首月,工資薪金所得減稅304.1億元,減稅幅度41.3%,工薪階層普遍受益,其中民營企業員工少繳個人所得稅164.5億元。[9]通過稅率的變動優化從而減輕勞動者的稅收負擔,將有益于對創收的鼓勵和支持,提升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與此同時,原先勞動報酬所得施行比例稅率,而此次優化后勞動報酬所得將施行超額累進稅率,超額累進稅率相較于比例稅率雖然增加了計算難度,但是累進幅度較為和緩,稅收負擔較為合理,有利于鼓勵勞動者在日常收入的同時增加個人勞動收入所得,總體體現出降低稅負的稅改趨勢,并且45%的邊際最高稅率也為今后稅改的減稅趨勢留下了更大的空間,中低收入的勞動者也將因為此次級距的改變而擁有更靈活的稅后資金。

  3.費用扣除標準設計。

  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的意義在于減少應納稅額,以減小稅基的方式減輕納稅人的納稅負擔,為納稅人保留更寬的個人所得保留數額。此次個稅提高了綜合所得的基本減除標準,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以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額減除費用6萬元以及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和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修改后的個稅法將綜合所得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由3500元/月提高到5000元/月(6萬元/年),并將原先的以月為節點轉變為以年度為計算節點。隨著時代發展,基本生計的口徑和水平也會發生微小變化,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應順應時代發展變化,適時調整。[10]基于此,考慮到現代化生活中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現實成本的增加,此次個稅改革中還增加了專項附加扣除,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6項,列舉的各項均與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并且承擔更多家庭責任的納稅人將因此享有更多類目扣除,此舉體現出了稅制改革更富人性化的特征。根據最新的應稅所得計算公式:應稅所得額=(稅前收入-社保費用-基本扣除額-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額-專項附加扣除額)×適用稅率-速算扣除數,在基本扣除額和專項附加額標準提高并增加項目后,應稅所得的稅基將大幅度減少,生活成本也將隨之減輕。

  三、問題意識:征管中的勞動者權益細節考量

  由分類稅制向分類—綜合相結合的二元稅制轉變過程中,稅務征管角度也將隨之不斷調整,以達到新稅制模式下分配的帕累托最優。對于稅務機關來說,這種稅制模式使得征管成本隨之降低,征管壓力得以緩解,征收側重點有所轉變,將征管資源更多地向高收入群體綜合申報制度的執行方面傾斜。[11]征管是整個稅務流程中最具強制力效果的重要一步,為實現資源的公平正義分配,保障社會稅收的合理規范,征管中不乏更多細節性的考量。在勞動者權益保護視閾下,征管的強有力保障將是使勞動者明確自身權利義務、減少所得損失的關鍵支撐。以下結合新個稅改革的亮點設計,對應提出三點基礎性征管方向。

  (一)明確綜合所得范疇界限

  新個稅法修正后雖然明確了四項稅目歸屬于綜合所得,但針對四項稅目更為清晰的下級概念卻未明確規定,這也將成為勞動者對勞動所得進行申報時的疑惑點。尤其對于收入來源多元化的勞動者而言,如何準確認知自身收入種類,合理確定納稅項目,面對綜合所得這一新鮮話題,如何理解和把握清楚,均需要專業的解答和長期的認知。這需要征管中加強對于所得范疇規定及細則的宣傳普及和講授,更需要制度隨生活發展而不斷細化和更新。

  除了明晰綜合所得范疇的界限,各項扣除項目、專項扣除項目的內容細節同樣需要更清晰的解答。以“子女教育”這一項為例,《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規定了納稅人的子女接受學前教育和學歷教育的相關支出,按照每個子女每年12 000元(每月1000元)的標準定額扣除,并且羅列了學歷教育的內容。但是不同教育程度卻適用統一的扣除額度則需再考量。一方面教育程度不同相應費用將出現跨度,而且不同地區教育成本存在實然差異;另一方面針對國外同等程度的教育扣除額是否一樣適用。更多的細節將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展開,也需要征管機關進行不斷完善。

  (二)確保數字化計稅工具安全性

  數字化信息時代,網絡技術媒介成為了政策應用、制度貫徹的重要途徑,手機、電腦等信息輸入工具成為了大數據稅務的關鍵媒介。個人信息的輸入、核對,個人應稅所得的申報、計算,數字化程序替代了傳統的人力機器,提高了計算速率也提升了計稅工作的質量和效果。然而,數字化工具的一大特征———技術性,為更多普通納稅人了解設備運行的公平性、正確性、安全性設置了障礙,納稅人根據信息提示進行逐步操作,將個人最隱私的信息輸入其中,履行納稅義務。信息是一種資本,并隨自身范疇的不斷豐富形成價值加成,稅務信息關系到納稅勞動者生活收入的保障,更關系到社會經濟的穩定性,因此提升數字化計稅工具的安全性迫在眉睫。同時,信息也是一種難以估值的資本,當信息面臨泄露時,其后果的成本將難以估量,尤其是國家機關所推出的計稅工具出現安全問題,將導致社會公眾對國家機關權威性能力的質疑。

  除了個人信息的保護,計稅工具中對于個人賬戶資產的保護同樣值得關注。數字化計稅工具與納稅勞動者的個人賬戶形成連接,以實現對于稅后收入的退繳和補繳,由此形成一張連接起個人財產的稅務網,關系到數億納稅勞動者的血汗,聯系著數億家庭的生活保障。因此,雖然數字化計稅工具在當下顯示出絕對的優勢和高效的成果,但對于技術性的監管和數字資產安全的保障同樣需要更多關注。

  (三)便捷自行匯算清繳流程

  在稅目分類、計稅流程等方面,新的個稅均進行了大幅度改變,隨之而來的是更為繁瑣復雜的計稅過程和繳稅思路。法條中明確規定:扣除項目的復雜化導致扣繳義務人只能是預扣預繳,而由納稅義務人自己在年末自行匯算清繳。這對并非實質了解扣稅流程、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成為了勞動者快捷繳稅的一大難題。在信息化社會中,便捷的操作系統將更大程度地減少納稅人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

  為結合此次個稅改革,國家稅務總局推出的官方稅收管理、個稅申報系統手機應用———“個人所得”App,通過實名注冊后,就能進行專項附加扣除信息的填報。App的采用使得匯算清繳流程更具電子化,為經常使用信息化通訊工具、習慣于運用電子應用軟件的納稅勞動者提供了便利,然而對于年齡偏大、不熟悉電子應用操作的部分納稅勞動者而言,則相應地增加了困難,需要征管機關投放更多的宣傳成本,避免繁瑣的申報程序成為個稅福利化的阻礙。

  四、余論

  亞當·斯密時代,稅收公平原則逐漸產生,時至今日其依舊是各國稅制設計所考量的重要指導性因素。新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轉變,“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成為當下制度關注的重點內容,個人所得稅作為最主要的直接稅,對于緩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分配環境有著重要意義和作用。結合此次新個稅改革,無論在個稅稅制模式上抑或是稅率級距設置上無不體現著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福利關懷。

  勞動者作為個稅征繳的龐大群體,其權益的保障關系到個稅稅源的穩定和充足,新稅法模式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力度得到加強。通過勞動性所得綜合征稅設置促使稅目設計更為合理,協調勞動所得公平征繳;通過綜合所得稅率優化調整緩解納稅負擔,為減稅制度留下稅率空間;通過費用扣除標準設計最大程度結合當下現實生活成本,順應時代需求和變化。然而伴隨著現代社會的多維度、多元化發展,新時代稅制還存在更多細節有待發掘、研究、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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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馬國強.個人應稅所得的性質、類型與稅收形式[J].稅務研究,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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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張天姣.我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所得稅制是現實選擇——基于要素報酬的稅收型角度[J].當代財經,2017,(4).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二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
  2本文綜合多位學者觀點匯總得出此表,其中針對“綜合所得稅制”與“多元所得稅制”細分內容中,存在不同的理論觀點。部分學者主張綜合所得稅制除單級和多級綜合所得稅制之外,應存在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多元所得稅制則包括綜合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兩類。(參見馬國強:《論個人所得稅模式轉換》,載《稅務研究》2018年第6期等。)也有學者認為綜合所得稅制僅劃分為單級和多元綜合所得稅制,多元所得稅制包括綜合分類稅制和分類綜合稅制。(參見張天姣:《我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所得稅制是現實選擇——基于要素報酬的稅收型角度》,載《當代財經》2017年第4期等。)
  3“工資薪金所得”與“勞務報酬所得”共同之處在于二者均為勞動者通過自身行為所得到的財產性價值屬于勞動所得,并與勞動者自身權益息息相關,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但二者無論在現行法規、內涵定義、理論或實踐之中均有差異,因此個稅所得范疇進行分別規定。(參見顧向東:《勞務報酬所得與工資薪金所得稅目的區別》,載《中國內部審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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