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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論文范例(最新范文6篇)

時間:2017-11-08 10:42作者:學位論文網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公共政策分析論文范例(最新范文6篇)的文章,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學科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很少人涉足到成為顯性學科的過程。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學的學科體系逐漸完善、科研人才逐年增加、學術成果不斷涌現。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學科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很少人涉足到成為顯性學科的過程。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學的學科體系逐漸完善、科研人才逐年增加、學術成果不斷涌現。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特別是與公共政策分析學的發源地美國相比,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依然十分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學的方法論落后造成的。以下是我們整理的六篇公共政策分析論文,供你參考借鑒。

  公共政策分析論文范例圖片
 
  第一篇
  
  題目: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的演變及其啟示
  
  摘要: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先后經歷了技術理性、價值理性、多元理性的發展階段,形成了政策分析的因果關系主義途徑、實用主義途徑、實證規律主義途徑、建構主義途徑,通過分析反思西方政策分析研究途徑背后的基本預設,發現西方在政策分析研究中存在預設者、預設主義、科學主義預設、實用主義預設的基本問題。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要在對西方政策分析途徑預設反思的基礎之上注重“持續批判吸收”與“根植中國場域”相結合,推動“戰略化政策分析途徑”的創新,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構建“我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專有學問,避免研究“絕對主義”的誤區,從而構建有中國特色公共政策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關鍵詞:西方公共政策;政策分析途徑;預設反思;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現代政府所面臨的已經不再是單一的、簡單的以及基本重復的社會矛盾與問題,而是大量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且具有復雜性、尖銳性、動態性、專業性等特征的矛盾與問題,這使得政府政策制定與執行能力經受巨大考驗。
  
  與此同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不斷融合,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支撐,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政策分析應運而生。
  
  關于政策分析的內涵界定,國外諸多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政策分析做出了不同的定義,如奈格爾、戴伊、夸德、鄧恩、威廉、巴頓等人對政策分析作了不同理解層次上的定義,但并沒有得到一致性的界定。
  
  陳振明老師在總結西方學者關于政策分析概念不同界定視角的基礎上認為,“政策分析是指一個應用性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它采用各種研究或論證方法,產生和轉變與公共政策相關的信息,以便幫助決策者或當事人發現和解決公共政策問題”.
  
  從該定義來看,政策分析主要定位于應用性社會問題解決的角色,其分析工具是各種分析方法與技術,分析過程是信息的產生與轉化,分析的終極目的是解決公共政策領域的各種問題。
  
  西方政策分析途徑經歷了“技術理性-價值理性-多元理性”的轉變,其中有許多值得反思與借鑒之處,通過對西方政策分析途徑的梳理與反思,能夠為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優化提供一定的啟示。
  
  一、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途徑
  
  政策分析是一個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領域,政策分析面臨問題的復雜性以及政策分析豐富的理論與方法使得政策分析所使用的途徑必然變得多元與廣泛。根據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的核心屬性,可以將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主要分為如下四大類。
  
  (一)因果關系主義分析途徑
  
  政策因果關系分析途徑主要強調對政策現象做出概念界定,從而使政策現象問題具有實證可操作化特征,然后找到造成這種現象的自變量(亦即政策現象或問題的成因),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改變因變量的干預因素(處理問題的手段)的因果關系。
  
  在政策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只有具有了科學的知識,政策問題的構建才能通過先決條件來得到解決,也能夠通過因果關系的確定來推斷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二戰后,拉斯韋爾(Lasswell)正式提出了“政策科學”的概念,力圖建立一門“民主的政策科學”.拉斯韋爾認為政策科學應該追求政策的“合理性”,使用數學“公式”和實證性“數據”,是一門用科學的方法論進行分析研究的學問。
  
  在實證主義理念的號召下,大量經濟學技術和定量方法得到廣泛應用,成本效益分析、系統分析和定量分析模型幾乎成為當時政策科學的代名詞。
  
  這種實證主義的分析方法舍去一些偶然因素來形成一些客觀的假設以構造因果關系,研究的目的是發現一種獨立于社會歷史背景的客觀規律,一種可以指導任何政策制定和解決任何政策問題的客觀規律。
  
  在實證主義研究背景下,政策分析學者假設政策問題的解決方案可以是最優的,而且政策行動的結果可以被預見,至少可以在概率上做出精確的計算。
  
  這些政策分析學者的座右銘就是:“只要有技術,就可以解決問題。”
  
  (二)實用主義分析途徑
  
  實用主義強調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不是理解一切現象的本質及其掌握現象背后的規律來作出有效的解釋,而是能夠解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對實用主義倡導者來說“有用便是真理”,實用主義明確強調科學方法的構建需要用來指導實踐,以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而不是為了理論而構建理論與方法,評價一個理論與方法的價值標準就在于其能否具有實用價值。
  
  美國實用主義集大成的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對政策科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杜威主張用實用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在杜威的許多著作當中都始終圍繞著情報信息運用于社會改革這一主題所展開,正是沿著這一實用主義道路,政策科學得以產生。
  
  同時,美國政策科學開山鼻祖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DwightLasswell)曾明確強調“政策科學的誕生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并且每一個問題都是在具體的背景下發生。
  
  因此,政策背景也應該通過分析和其他方法來討論。”
  
  至此,在杜威、拉斯韋爾等人的推動之下,西方政策科學持續發展深受實用主義導向的影響,幾乎在政策分析每一個領域都能得到相應的反映。
  
  (三)實證規律主義分析途徑
  
  政策分析的實證規律主義途徑與實用主義途徑的觀點恰恰相反。
  
  實證規律主義并不強調政策分析的最終目的就是解決實際問題,而是首先強調要理解一切政策現象的本質并在此基礎上掌握政策的根本規律,以此來對政策現象做出有效的解釋。
  
  美國著名的公共政策學家托馬斯·R·戴伊(ThomasR.Dye)強調運用實證規律分析途徑來透析公共政策現象背后的規律以更好地推動政策分析學的發展。
  
  戴伊在其《理解公共政策》一書中指出,政策分析涉及在政治生活中“誰得到了什么”“為何得到”“有何影響”,其不僅關心政府追尋了什么政策,而且關注政府為什么要采取這些政策以及這些政策有何影響。
  
  戴伊強調政策分析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更是一門藝術。其結合美國衛生、教育、經濟、移民、貿易、環境、國防等政策的具體特征與屬性,并運用相應的政策分析模型進行了解釋。
  
  戴伊通過政策分析發現,不同的政策問題有不同的本質與規律,不同的本質與規律決定了政策分析應該采用不同的分析途徑與方法。
  
  因此,政策分析并不存在一個能夠囊括所有政策問題的研究途徑與方法,關鍵要根據政策問題本身的屬性與本質來進行分析。
  
  (四)建構主義分析途徑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社會現象研究者得出一個共識:
  
  社會現象是以人為基礎的事物聯系,其生理、心理及認知因素等主觀因素與外部客觀因素的互動是復雜的、難以觀察及量化的,因此,社會現象并非是客觀存在的。
  
  政策建構主義者認為,對政策分析的研究要注重理解政策現象的本質及其掌握政策現象背后的規律來對政策現象作出有效的解釋。
  
  與實證主義相反,政策建構主義認為社會現象的本質特征必須要用意義性的理解與解釋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釋,而自然科學那套的實證主義只是客觀現象研究的手段,許多政策現象并非是純客觀現象,其中包括諸多“人”的因素,尤其是政策制定、執行方面。
  
  因此,政策建構主義反對實證主義將社會現象進行分割研究,主張從系統整體、歷史、社會的視角來研究政策現象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只有將政策問題與現象放在一個整體的網絡關系中來理解才能真正推動政策分析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隨著量子力學的發展,科學家認識到原子層是不能夠被描述成為確定的或可預測的。物理學家認為對一個粒子行為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觀察者的位置。
  
  后實證主義可以使政策分析研究應用到一個更加復雜、更加真實的世界中,政策分析不再是獨立于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的抽象理論。對于后實證主義者來說,政治領域中的商談和辯論是很少關涉數據的。
  
  相反,數據背后潛在的假設則是最值得關注的東西。通過后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政策分析的注意力已經從狹窄的實證分析理論轉向了人類豐富多彩的公共事務活動。
  
  二、對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的反思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的演變先后經歷了“技術理性分析-價值理性分析-多元理性分析”的路徑,究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背后基本預設的問題,不同的分析預設,會相應地出現不同的分析途徑主義。
  
  因此,認真地分析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預設對于理解西方政策分析途徑的形成與演變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
  
  (一)政策分析途徑
  

  研究的預設者的反思政策分析本質上是對政策問題的解決過程。
  
  對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到每個研究主體都會按照自身的理性思維邏輯來構造和理解理論。
  
  當代西方諸多政策分析研究者的知識體系都是以西方學術傳統中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為根基,這些知識體系自然會使其在政策分析中形成諸多帶有主觀因素的偏見性預設。
  
  許多提出政策分析途徑的學者往往是在自己知識體系上來進行研究與實踐,這就容易出現研究中以帶有偏見的預設來尋找知識用武之地,這種以自身知識來決定分析方法的做法并不科學合理。
  
  同時也會出現研究者割裂或照搬某些理論來發展政策分析途徑,特別是有的研究者以自身知識、意識形態、制度背景去研究分析其他國家的政策,這就使得政策分析往往脫離實際或者處于空泛的思辨狀態。
  
  (二)政策分析途徑
  
  研究的預設主義的反思預設主義容易出現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的“非此即彼”研究傾向,尤其是存在政策分析途徑中的絕對定量分析方法與絕對定性分析方法的研究誤區,容易出現以簡單化、絕對化的思維來分析公共政策,忽視了政策的模糊性、不確定性以及不可衡量性的特征。
  
  另外,政策分析途徑的預設主義研究還容易出現范式途徑的霸權主義。
  
  即以范式之名來研究政策分析途徑,從而來打壓該范式之外的其他所謂的反常理論。
  
  這種政策分析的途徑研究具有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使得許多研究理論往往囿于這種范式化的預設,也迫使試圖進行理論創新的研究者必須系統地批判原有理論范式以在各個方面表達自身“新”的意義。如新公共管理理論,強調其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其實不過是傳統理論范式的延續。
  
  (三)政策分析途徑
  
  研究的科學預設主義的反思以實證研究為主導的科學主義的潛在預設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可以被經驗所觀察到的,可以經由邏輯思維被發現和處理,并通過量化途徑得出其因果關系鏈條。
  
  因此,許多政策分析途徑的研究都大力提倡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實證定量研究,而缺乏對經驗主義方法的倡導與鼓勵。
  
  殊不知,在科學預設研究大行其道之下,許多政策問題具有模糊性與不確定性,許多政策問題有不同的規律與本質,并不能夠用定量的數據來進行衡量與驗證。
  
  (四)對政策分析途徑
  
  研究的實用主義預設的反思由于政策分析是一門極強的應用型學科,且許多政策分析是以分析解決政策問題為導向,因此,許多政策分析的途徑研究深深受到實用主義導向的影響。
  
  在此預設主義的影響之下,許多學者在政策途徑研究中往往遵循“實用即真理”的研究旨趣,往往聚焦手段與途徑的實用性而割裂了政策的價值追求,使得許多政策分析途徑的價值導向成為備選項而不是必選項,導致了許多政策分析中存在的倫理問題往往被邊緣化而難以得到解決。
  
  因此,政策分析途徑的目的與手段之間脫節現象比較嚴重,政策分析的價值判斷并沒有有效指導事實判斷。
  
  三、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演變對中國政策分析發展的啟示
  
  通過對西方公共政策途徑演變的邏輯梳理及其背后預設的反思,結合我國特殊的社情與國情,筆者認為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應該從以下幾方面來進行優化。
  
  (一)構建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體系:“持續批判”與“中國場域”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的演變表明,強烈的預設主義傾向使得西方公共政策分析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以及制度導向的傾向。
  
  這表明西方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存在重大的缺陷與不足,我國必須要在持續深刻批判其存在的各種深層次理論與實踐問題基礎之上,來借鑒參考西方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從而打破西方公共政策分析模式普適性的神話。
  
  我國未來的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尤其要以明確我國的意識形態、制度、政治、社會文化以及行政體制等方面的具體國情與西方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為前提,從而根據不同的前提條件來實行相應的政策分析理論與實踐研究,唯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唯命是從”“盲目樂觀”“一刀切”的研究誤區。
  
  同時,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大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文化意識形態、發展階段、國家制度以及權力配置制度與西方國家具有十分巨大的差異。
  
  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構建我國的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注重我國具體的社情、國情,不能一味生搬硬套西方國家的方法與理論體系,而是要結合我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轉型發展的特殊時期、傳統儒家文化等具體背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分析研究體系。
  
  (二)創新我國政策分析研究的途徑:“戰略化的政策分析”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徑在強烈的預設主義影響之下,往往具有十分狹隘的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使得政策分析研究往往局限于“此時此地”的狹小范圍。
  
  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要注重對政策分析戰略思維的構建,尤其要根據我國具體的制度與文化背景來構建“整體”“共贏”的政策戰略分析思維。
  
  同時,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構建發展中國家政策分析的戰略思維框架,一方面針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特殊政策問題來具體探究相應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政策分析方法與途徑;另一方面要運用戰略思維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國面臨的政策問題,亦即中國的政策分析要將過去(此時彼地)、現在(此時此地)、將來(跨時跨地)的情況綜合考慮,從而運用綜合的政策分析途徑來構建中國特色的戰略化政策分析途徑。
  
  (三)政策分析理性的統一:兼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公共政策分析既要有明確的價值判斷指引,也要有有效的目標實現的工具。我國公共政策分析必須要平衡目標與手段的關系,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不能重蹈西方政策分析中所謂的“實用主義傾向”的覆轍,僅僅只注重工具的應用,而忽視了倫理價值方面的導向。
  
  由于政策分析是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應用領域,我國的政策分析要緊緊依靠政治學作為基本價值導向,失去了政治學研究途徑、視角、方法這一支撐,政策分析的公共性將會喪失殆盡。
  
  同時,政策分析在正確有效的價值指導下還需要借鑒管理科學、經濟學等學科的方法與技術,為政策分析注入新鮮血液,推動政策分析研究持續不斷發展。
  
  公共政策分析理論與實踐失去了管理科學、經濟學等理論框架、視角、研究方法的基礎支撐,其也將失去實踐性與解決現實公共問題的特性。
  
  因此,我國的政策分析只有真正地將政策分析的目的(價值)與手段(工具)統一起來,才不會像短暫的流星一劃而過,才能真正地持久地促進中國特色公共政策分析的不斷發展與完善。
  
  (四)我國公共政策分析應該構建自己的專有學問:“我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能一味地以西方政策研究方法與理論作為救命稻草,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不僅應該了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要明確“我山之石,也可以攻玉”.
  
  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蘊含了許多精辟的、有特色的政策思想與方法。
  
  因此,我國政策分析研究應該深入挖掘我國自身的政策歷史與政策精華,從而形成自己的政策理論與方法。
  
  如我國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政策就包含著大量的綜合政策分析的理論與方法,我們需要將這些具體的政策經過梳理、歸納、總結并上升為抽象的理論與方法,從而促進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的發展。
  
  同時,我國公共管理學界應該努力培養一批具有一定數量的成果以及有影響力的政策分析學派與流派,以這些專業、有見地的學派與流派根植于中國場域的研究成果來逐漸構建有中國特色政策分析的知識體系。
  
  (五)政策分析應避免絕對主義的誤區:考慮政策問題的“本質”與“規律”
  
  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中應該避免西方政策分析研究的絕對主義誤區,亦即政策分析必須是“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主導的非此即彼。
  
  我國公共政策分析應遵循依據不同政策問題的本質、屬性亦即規律來決定采用何種研究途徑。
  
  我國的公共政策問題中有可衡量的政策,如科技政策、交通政策,也有不可精確衡量的模糊政策,如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社會政策,等等。
  
  因此,在我國的政策分析發展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對政策問題的分類,明確哪些問題可衡量并能夠進行定量研究,哪些問題不可衡量需要進行定性研究,從而避免陷入“一刀切”的絕對主義研究誤區。
  
  四、結語
  
  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分析研究體系是我國公共政策領域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西方政策分析具有明顯的缺陷,我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需要在持續批判西方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基礎之上,結合中國具體的社情與國情,根植于中國場域,挖掘中國歷史上政策思想精華,創新戰略化的政策分析途徑與方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分析專業學問,從而真正推動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持續發展,進而更好地推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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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敬偉,羅雙。論毛澤東思想方法論價值回歸的應然[J].創新,2016(1)。
  [3]周超。當代西方政策科學方法論的范式轉向[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
  [4]張康之,向玉瓊。政策分析語境中的政策問題建構[J].東南學術,2015(1)。
  [5]周紅。認識政策過程中的兩難:政策失靈的又一視角[J].東岳論叢,2011(7)。

  第二篇

  題目:我國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選擇性執行問題研究

  摘要:當前存在的強大壓力體制, 使得各地方政府在執行公共政策時, 就會產生非常明顯的選擇性執行傾向。然而這就會導致公共政策的執行延后或是滯留, 同時社會對于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度就會大打折扣, 政府機關的威信力也會降低。本文就壓力體制下產生的這些嚴重后果進行分析和研究, 并不斷探尋其解決的方案和治理的措施。

  關鍵詞:公共政策; 選擇性執行; 地方政府;

   一、強壓力體制下政府選擇性執行的原因分析

    (一)自利性因素

  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中, 地方政府人員出于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 就會選擇執行對其有最大利益的公共政策。各級政府官員, 無論是省市縣級政府工作人員都想通過各種優異的表現來達到政治仕途的晉升。迄今為止, 壓力體制的目的在于實現地方的經濟目標, 從這方面考慮, 很大程度地決定了我國地方政府官員注重的是政績和仕途的晉升。這種制度極不科學之處在于政府官員會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 而不得不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上級政府規定的經濟和政治目標, 當然這種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任務, 不過是為了應付上級政府的檢查和考核, 所以其實際的目標效果并未達到。

    (二)單一的績效考核因素

  在績效上,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考核過多地集中于經濟指標, 考核的指標過于單一化, 如果經濟目標沒有達到, 就可能會出現一票否決的情況。在這種強大的壓力體制下, 下級政府官員出于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 就會優先選擇那些上級政府著重關注的和與自身仕途有關的公共政策。假設政府官員的目標在于能夠控制最大化的資源, 而資源的控制多少又與職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緊密聯系, 職位與權力的獲得又是通過上級政府的授予。所以只有政績得到上級的認可和肯定, 才能實現其目標。

  在實際的生活中, 地方政府官員一般都是對上級負責, 地方政府所受到的激勵和約束多是來自于上級政府, 而不是當地的民眾和企事業單位。因此, 在運行中,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考核結果直接影響下級地方政府的行為。并且, 本地政府對于當地的情況更為了解, 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 本地政府就會有欺騙上級政府行為的可能。

  (三)仕途晉升的誘惑

  不同的激勵機制會使各地方政府官員做出不同的行為。在我國的績效評估中,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考核標準主要是當地的經濟發展。在實際的考核方面, 上級政府對于政策的執行力、地方經濟發展等的考核指標以不同的重要性發揮著作用。

   二、采取的治理措施

    (一)更新治理理念, 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

  地方政府官員必須轉變治理理念, 牢固樹立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執行公共政策的理念。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 都要以人民的利益為先, 以整體利益為先, 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利民政策。要努力發揮人民的主體地位作用, 對社會進行有效治理, 即使在執行公共政策期間遇到艱難困阻, 也不能放棄以公共利益為導向。

  (二)正確政績觀和競爭觀的樹立

  地方各政府官員應該以公共政策的長遠利益為發展目標, 以正確的政績觀和競爭觀進行政府行為, 為人民謀得最大幸福和利益。各地方政府對上級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價值應該有正確的理解和認識。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正確地理解公共政策的價值, 忽視公共政策的長期利益, 就難以使政策的價值得到真正實現。無論在何種政績考核評估下, 都應該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中之重, 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 損害人民的利益。各地政府官員必須牢固樹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正確理解上級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 以行之有效的方式實現公共政策。改變那些錯誤的思想認識和對仕途的追求, 政府工作人員應該是人民的公仆, 為人民謀福利。

  上級政府不斷發力改變下級政府的競爭觀, 以合理有序的競爭方式去踐行實現公共政策價值。以競爭促發展, 揚己之長, 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在此基礎之上還應該加大監察力度, 實現政府監督和公民監督相結合, 以各種有效的監督方式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 加大對政府違規的懲處力度, 以保證公共政策的有效實行。

  (三)改進政府績效考核機制

  中央與地方之間合理劃分各地方政府的職能和權責, 設立合理明確的地方政府考核標準。完善考核體系, 全面考慮政府的工作情況, 對政府工作進行綜合的分析和評價。不斷提高政府的工作能力和實力, 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 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物質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改變以前單一錯誤的考核體系, 推進績效考核的全面和系統化, 使整體利益和地區利益都得到實現。

  三、結語

  地方政府對于公共政策的選擇性執行與其自身的自利性, 績效考核評估與官員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息息相關。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 必須要消除壓力型體制下所產生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負面影響, 努力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與此同時, 在對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考核上, 必須要改變單一的對經濟指標的考量, 建立新的綜合評判標準, 讓各地方政府能夠合理的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 趨利避害, 更好地實現本地方的發展, 更好地實現公共政策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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