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代寫一篇論文多少錢 > 文學論文 > 《百合心》對《圍城》的戲仿探析

《百合心》對《圍城》的戲仿探析

時間:2020-01-04 10:29作者:陳建新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百合心》對《圍城》的戲仿探析的文章,《百合心》的作者庹政是以暢銷書作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他的黑道小說《大哥》、官場小說《男人戰爭》等,都有較高的市場認同度。

  摘    要: 庹政的小說《百合心》是一部戲仿之作,通過對《圍城》風格的模仿,從而與《圍城》形成互文性,并構建這部小說自身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百合心》在內容上看似借用了《圍城》的意境,但又有絕不同于《圍城》的內涵;在形式上看似承襲了《圍城》的風格,但又有跟《圍城》完全不同的敘事策略。“百合心”既是對商品經濟時代社會空心化狀態的隱喻,也是對“空心人”生存狀態的隱喻。小說在敘事上帶有明顯的反諷性,將生活中陰暗、骯臟的一面常態化、合理化,以顯示出生活的荒誕;對人物的猥瑣、無能給予更多的理解和認同,以映射出社會中不合理的一面對人性的摧殘。

  關鍵詞: 《百合心》; 戲仿; 互文性; 隱喻; 反諷;

  Abstract: Tuozheng's novel Lily Heart is a parody. By imitating the style of Besieged City, it forms intertextuality with Besieged City, and constructs its ow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Lily Heart seems to borrow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Besieged City in content, but it has a different connotation. In form, it seems to follow the style of Besieged City, but it h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y. Lily Heart is not only a metaphor for the social hollowing-out state in the era of commodity economy, but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living state of “hollow man”. The novel has obvious irony in narration, normalizing and rationalizing the dark and dirty side of life to show the absurdity of life. It gives mor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to the obscene and incompetent characters to reflect the unreasonable side of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 nature in society.

  Keyword: Lily Heart; parody; intertextuality; metaphor; irony;

  《百合心》[1]的作者庹政是以暢銷書作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他的黑道小說《大哥》、官場小說《男人戰爭》等,都有較高的市場認同度。《百合心》最初是在網絡上連載的,網上極高的點擊率和跟貼量代表了這部作品受歡迎的程度。但是,《百合心》并不是一部暢銷書,而且恰恰因為這本書不會暢銷,才證明了它的價值。

  正如作者毫不諱言的:這是部“風格類似《圍城》”的作品[2]。一般的讀者能夠很快地讀出《圍城》的味道。但是,這并不是一部游戲之作,更不是一部簡單的模仿之作。作者自述,這部小說從最初的構思,到最后的完成,化了十九年之久,寫作前準備的資料竟達二十五萬字之多[2],更讓我們覺得,這樣嘔心瀝血的模仿,顯然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策略。

  這部作品,在內容上,看似借用了《圍城》的意境,但是它又有絕不同于《圍城》的內涵;在形式上,看似承襲了《圍城》的風格,但又有跟《圍城》完全不同的敘事策略。如果說《圍城》是一部典型的現代文本的話,那么《百合心》是一部典型的后現代文本。它因《圍城》而生,卻像一只寄居蟹一樣,在堅硬的螺殼中,悄悄地啃食了螺肉,完成了自我成長。

  一、戲仿:互文性的構建

  《百合心》書名來自于錢鐘書。錢鐘書曾說在《圍城》寫出來之后,就對它“不很滿意”,然后開始寫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在寫了大約2萬字后,稿子卻在搬家中丟失,后來心境改變,沒能再寫。又說:“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3]2這段著名公案,在文學界廣為人知。庹政的大膽也體現在這里:不但要直接模仿錢鐘書的作品,而且要直接采用錢鐘書用過的書名,明確告訴大家,這就是一部模仿之作。
 

《百合心》對《圍城》的戲仿探析
 

  小說的第一句就是“紅海早過了”。這也是《圍城》開篇的第一句。其實,整部《百合心》跟紅海絲毫關系都沒有。用作者的話來說,寫下這樣一句話,目的是向錢鐘書致敬[2],同時,這句話對讀者也起到提示作用:他要寫一部類似《圍城》的作品。

  事實上,《百合心》對《圍城》的模仿是無處不在的。首先,對《圍城》立意的模仿。圍城說“城外人想沖進去,城里人想逃出來”,愛情事業,莫不如此,這使方鴻漸在精神上陷入進退維谷狀態;而《百合心》說“世間萬般,事業,愛情,婚姻,你所追求的,都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都是你不想要的,大抵如此”,也表現了主人公琴高在精神上進退無路,無所適從的狀態。

  其次,對人物形象的模仿。《圍城》中主人公名“鴻漸”,典出于《易經》“漸卦”,意為像鴻鵠一樣,循序漸進,越飛越高;《百合心》主人公名“琴高”,典出于《列仙傳》中琴高乘鯉的故事,意為超脫人世、遁入仙境。實際上,這兩個主人公都名不符實:一個只是飛來飛去,找不到安居之所;而另一個進退失據,并不超脫。他們都善良,有涵養,學識深含不露,觀人閱世頗有洞悉力,但都懦弱無能,對人生都有無助無力之感,都是“無用”的好人。

  第三,對作品風格的模仿。《百合心》中隨處可見《圍城》式的幽默:冷峻睿智、中西合璧、古今同爐;錢鐘書式的比喻:生動形象、用典圓熟、妙語連珠。比如,說姜明廣做了網絡公司老板后自信暴棚:“像掌握了煉鐵技術的部落酋長,驕傲自大得不行,”評價主人公在無聊的飯局中奔波:“吃飯有時候就像結婚,名義并非實際目的。好比討闊佬的女兒,宗旨倒并不在女人,”這些,都頗有幾分《圍城》的韻味。同時,《百合心》對當代官場、職場、商場、學校生活的把握,對茶樓、酒肆、聲色犬馬、人際交往應酬的描繪,對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刻畫,也有幾分《圍城》式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風采。包括整部作品敘事節奏、場景的描寫、人物的語言等,也模仿三四十年代的腔調,甚至把作品中的女性稱為“小姐”——這個被當代社會褻瀆的稱謂,事實在很多正式場合已經絕跡——也體現出模仿的刻意。

  我們知道,一般來說,模仿者總是偷偷摸摸,總是避免模仿名家名作。最好的模仿是讓人家看不出痕跡,有改頭換面之妙,奪胎換骨之能。有誰見過不加掩飾的模仿者?但在文學傳統中,有一種模仿卻是受到追捧的,那就是公開的、事先張揚的對經典的模仿:模仿者越大聲的聲張,就越證明了模仿的別有用心;模仿得越亦步亦趨,就越顯示出模仿的意味深長。這種模仿方式,被稱為——戲仿。

  戲仿通常通過對經典文本的模仿,達到嘲諷、調侃、解構的目的。比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模仿騎士小說,通過一個找不到敵人的偽騎士的經歷,嘲笑騎士小說的可笑;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模仿荷馬史詩,把一個類似于奧德修斯的故事,放到二十世紀愛爾蘭語境中來講,揭示現代人精神的萎靡狀態。

  戲仿作為一種藝術創作的手法,由來已久,但蔚然成風卻是二十世紀以來的事,它是一種典型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藝術風格。在我國,戲仿的歷史也比較久遠。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有魯迅的《故事新編》、施蜇存的《石秀之戀》等戲仿之作;八九十年代,有余華的《鮮血梅花》、格非的《敵人》、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等戲仿之作;九十年代以后,受電影《大話西游》的影響,戲仿更是異常熱鬧,網絡小說《悟空傳》《沙僧日記》是后現代風格無厘頭戲仿的代表作。

  但還有一種戲仿,是通過講述一個跟原典的類似故事,開拓一個跟原典不同的境界,表達作者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例如盧梭的《新愛洛伊絲》對《阿伯拉與愛洛伊絲的情書》的戲仿。《百合心》顯然屬于這種類型的戲仿。對《圍城》差不多亦步亦趨的戲仿,不是為了解構或嘲笑這一部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而是如作者所宣稱的那樣,是“致敬錢鐘書”。作者的真正目是運用《圍城》的手法和風格,寫一部全新的“《圍城》”,從而與原典形成互文性,并在互文性中,建構這部小說自身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

  二、隱喻:幻美的城與空心的人

  “百合之心,層層剝落,終見虛無。”如果說《百合心》有主題的話,這就是它的主題。“百合心”顯然是一個錢鐘書式的典雅意象。世事也好,人事也好,都如百合之心,最終空無所有。其實在我們的日常比喻中,把這個叫做“剝洋蔥”。

  作品分三個部分,分別寫主人公鄭琴高在職場、商場和學校的三段經歷。第一部分寫他在一家網絡公司做編輯,為公司的網絡征文大賽立下汗馬功勞,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升職加薪的獎勵。第二部分寫琴高在房地產公司與各色官員和商人打交道,以及醉生夢死的生活。房產公司在拆遷時出現了重大的事故,最后解散了事,鄭琴高一無所獲。第三部分寫鄭琴高應聘到成人教育學院做普通教工。校園也非世外桃源,院長熱衷鉆營,同事間勾心斗角。鄭琴高賣了父親留下的房子行賄,正式編制的事還是沒有著落。

  空心化,是作品碎片化、零散化的敘事中,呈現出來的典型意象。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每天都很忙碌:忙于拉關系和各種應酬。帶著對人際關系的練達,帶著對利益交換的透徹,每個人都在食物鏈上,尋找著自己的位置,吞食著他人,又被他人吞食。

  沒有真正的理想和事業。鄭琴高所謂的工作,就是在舞臺上頂著道具唱傀儡戲。在網絡公司做編輯時,他被老總姜明廣當成傀儡,被利用后一腳踢開;在房地產公司做總經理時,被范擁軍當成傀儡,還是被利用后一腳踢開;在成人教育學院做職員時,被院長喻忠良當成傀儡,被敲詐得一干二凈,最終一無所獲。而其他人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大家都在為利益而奔波。正如作品中范擁軍所說:“錢和權,是這世上最重要,最好,最值得追求的東西。”“這是個惡棍的時代,你當不了最壞的那些人,也要爭取當一個不好的人。”

  沒有真正的愛情。跟《圍城》一樣,作品中也寫了鄭琴高與幾個女子之間的愛情糾葛。朱穎是個實際的人,琴高跟她在一起,是因為對她還有還價的余地;七七是個工于算計的女子,看似是琴高的獵艷的對象,實際上琴高才是她的獵物,當琴高失去討價的本錢的時候,七七便棄他而去,兩不虧欠;柯小姐應該是真心喜歡琴高的,可是琴高覺得以自己的地位,無法駕馭對方強勢的性格,換句話說,如果自己地位高些,強勢的柯小姐就會變成溫柔的羔羊。愛情曾經被看成是一種純真的感情,與金錢無關,與地位無涉,至少也應像《圍城》那樣的,讓人有想沖進去的沖動。但《百合心》中的愛情,由于無處不在的利益權衡和現實考量,讓人嚴重懷疑愛情本身的虛無。

  沒有真正的友誼。人與人之間,有的只是相互的利用。當兩人互相打量時,其實是在互相掂量對方的斤兩。作品中,琴高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也沒有無法走進彼此的內心世界。與他交往最多的范擁軍讓我們想起了《圍城》中的趙辛楣。范擁軍跟趙辛楣一樣精明、能干、自信,比趙辛楣更勝一籌的是知世態,察人情,深諳官場規則,充滿野心。靠著父親在組織部的雄厚背景,在官場如魚得水,官雖不大氣場卻大。這是一個巴爾扎克筆下的伏脫冷式的人物。跟趙辛楣對方鴻漸的真誠和傾力相助不同,范擁軍對琴高并沒有什么友誼可言,他要的是可操作的傀儡,最多對這個不大通世事的人,還有幾分同情和憐憫。

  大家都在權與錢的舞臺上,共同地做一場戲,只是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共同點卻是一致的——沒有理想,沒有敬畏,沒有精神,我們可以把他們稱為“空心人”。但你不能說這群人就是墮落的人。他們只是一群看懂了社會的真諦,認同了各種潛規則,并且順從了自己的欲望,從而與社會和人性達成了諒解的普遍人。這樣的人,構成了生活的本身。

  鄭琴高,諧音“真清高”。跟方鴻漸一樣,是個學歷不低的知識分子。在作品中,鄭琴高給人清高的印象。但他既非真清高,也非假清高,而是不投入。正如作品所說,“他無法入世,也無法出世”。他對利益——甚至非正當利益,既不刻意追求,也不推辭拒絕,一旦機會來臨,照樣納入懷中。他對社會潛規則有一種很深的領悟,雖時常被傷害,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是他的基本態度。清高沒有本錢,墮落沒有本領,對事業沒有設想,對愛情沒有期待。他像一具傀儡,或者一具行尸走肉,被人推動著,被事裹挾著,被動地做人,被動地做事,既不認真,也不紈绔。他并非加繆筆下清醒而勇敢的“局外人”,而是一個迷離于生活中的“空心人”。

  作為隱喻,《圍城》中還有個看上去很美的城。城外人想沖進去,城里人想沖出來,《圍城》的關鍵詞是“幻景”。 愛情也好,婚姻也好,事業也好,皆因有著美麗的幻景,誘惑著人追求的沖動;進去后,發現未如原來所愿,又誘發出逃離的沖動,因為逃離看上去比不逃離好。小說追尋著一種人生的終極意義。正如有研究者說:“當我們說人生如圍城時,正代表著我們在探索走出圍城的奧秘。因為若不知人生如圍城是人生真相的一個方面,那么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人生,更談不上尋找走出圍城的路徑。”[4]

  錢鐘書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3]4。方鴻漸是作為“這一個”出現的,他代表了一部分亂世中不甘沉淪的知識分子,代表了他們沖來沖去的生存狀態。《圍城》有意淡化了時代背景,國家、民族、戰爭都退到了遠處,從而更多地指向了人生本身。正如夏志清所說:“圍城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間無法溝通的小說,”[5]286“圍城”因此也成為了一種無法擺脫的人生狀態的隱喻。

  無心的百合,同樣也是一種隱喻。“虛無”是《百合心》的關鍵詞,是對《圍城》中那個看上去很美的城的消解。到處都是虛無,美好的城并不存在。沒有城,就沒有人想沖進去,也沒有人想沖出來。在與“圍城”的互文中,“百合心”的意義得以呈現出來。鄭琴高也是“這一個”,正如作品所說:“他也代表了某一類人,尷尬地生活著,終日周旋在莫名其妙的人和事之間。”百合心隱喻了現代“空心人”的生存狀態:每個人都孤立如原子,每個人又都緊密聯系如原子,既莫名其妙地生活著,又是他人莫名其妙的生活的制造者和組成部分。

  “空心人”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的空心化。所謂社會空心化是指由于社會治理結構性問題,而產生了權力通吃、貪腐成風、階層固化、潛規則橫行的現象,從而造成社會成員普遍的理想失落、道德失范、是非感缺失、正義感缺位的生存狀態,以及茫然、焦慮、虛無的心理狀態。一個美好的人生,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維度:自然稟賦的充分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后者通常是前者的前提和保障。當一個社會公平與正義缺失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個空心化社會,就會導致人的畸形發展,從而涌現出無數的空心人。

  “百合心”既是對商品經濟時代社會空心化狀態的隱喻,也是對“空心人”生存狀態的隱喻。《百合心》脫胎于《圍城》,但淡化了對人生終極意義的追尋,而是立足于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思考。

  三、諷刺:夸張的譏諷與絕望的反諷

  《百合心》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對《圍城》風格的模仿。《圍城》被公認為是一部“新儒林外史”,是中國現代最為成功的諷刺文學。《圍城》用諷刺的筆調塑造了一群可悲可嘆可笑的知識分子群像,揭示了他們在“圍城”中的生存狀態。《圍城》的諷刺,是一種比較接近傳統的諷刺——譏諷。雖然不像《儒林外史》寫得那么夸張,但仍展示了嘲笑、貶斥與否定的基本功能。

  《百合心》也是諷刺的,但是,我們在表面幾乎看不到《圍城》式的譏諷,而是通過敘事中的深層話語呈現出來的。也就是說,它不是修辭層面上的明諷,而是敘事層面上的暗諷,同時,這也是一種具有后現代意味的諷刺——反諷。

  《圍城》的諷刺主要通過對人物形象的荒唐化表現出來的。用夏志清的話說,就是“蘇小姐交際圈的奇異新派知識分子,三閭大學里褊狹個性的教授和講師;上海的大商家及舊派紳士;內地的小官員、公務員、客棧老板及妓女——這些人物統統以大騙小詐、外強中干的荒唐姿態出現。”[5]283方鴻漸表面機智善言,實則怯懦軟弱;蘇文紈表面孤芳自賞,實則矯情做作;孫柔嘉表面柔弱溫順,實則攻于心計;高松年的表面善解人意,實則老奸巨滑;李梅亭的表面道貌岸然,實則男盜女娼;韓學愈表面誠懇穩重,實則厚黑無比……

  如果說《圍城》運用略顯夸張的對比展示人物的“偽”,《百合心》則以冷靜的筆調,展示的人物的“真”:他們本色地活著,幾乎毫不遮掩。在正式的、官方的場合,他們或許一本正經,一旦進入私下的環節,明規則告退,潛規則登場,一切都變成了利益的權衡和交易。赤裸裸的,無須掩飾,彼此心照不宣,因為每個人都熟悉潛規則,都在按規則辦事。

  作品中最“真”的人物莫過于范擁軍,除了錢和權,他對一切都不感興趣,甚至包括女人。對自己的目的動機,他總是公開聲明,從不避諱。既有伏脫冷式的坦率,也有官場大佬的氣度——甚至在拋棄琴高后,也沒忘拉他一把,讓他到成人教育學院去工作。而姜明廣、喻院長、雷副區長這些大小官員也有著他們的“真”:利用你,是明擺著的,敲詐你,也讓你心甘情愿,甚至還能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著想。即使作品中的女性,也莫不以“真”示人。《圍城》里,蘇文紈裝才學掩飾驕矜,孫柔嘉扮溫柔編織羅網,而在《百合心》里,朱穎的功利欲,七七的物質欲,柯小姐的支配欲,都是本真的,毫不掩飾的。《百合心》中的人們顯然認為生活就該是這個樣子的。在眾所周知的交換規則下,各人為自己利益打算,是自然的、理所當然的。

  把圍城的“偽”與百合心的“真”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做人還有作偽的意識,做不光彩的事還遮遮掩掩,說明這個社會還是有底線的,人們以越過這個底線為恥;如果人們普遍地做齷齪的事到了不需要掩飾的程度,說明了這個社會已經沒有了底線。《圍城》把人物的“偽”看成反常的、病態的行為,《百合心》則把人物的貪贓枉法、行賄受賄、利益交換看成正常的行為。在這些“正常”的人物背后,實際上指向的是社會的不正常,因為只有在極度不正常的社會,人們才會把病態行為正常化。這是一種典型的反諷敘事。

  《百合心》敘事上的反諷特色也體現在對鄭琴高這個形象的塑造上。鄭琴高明顯是方鴻漸這個形象的戲擬:都是知識分子,都被動、軟弱、“無用”。作者顯然有意識地讓這兩個類似的形象形成鮮明對照。

  三四十年代的方鴻漸雖然被動、軟弱,但怯懦中還有抗爭,關鍵時候還有反擊,他還有選擇,還有拒絕,還能玩世不恭,還能左沖右突。他不愿向蘇文紈投降,羞于與李梅亭、韓學愈之流為伍。方鴻漸雖然被趙辛楣評價為“不討厭,但全無用處”,卻絕非無能之輩。他其實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只是不愿意像別人一樣熱衷于勾心斗角、逢迎拍馬而已。他的“無用”其實是內心深處的“無為”帶來的。他不認同世俗,還有所堅守,還有那么一點“民國范兒”。

  當代社會的鄭琴高雖有“清高”之名,但無清高之實。他談不上抗爭,每走一步都屬無可奈何,沒有選擇的余地,也沒有拒絕的勇氣。他在這個五光十色的社會沉浮,跟貪官污吏同流合污,無法把握自己。當發現自己被玩弄、被敲詐、被拋棄,他也會痛苦,會空虛,會產生片刻的憤怒,但隨即涌現出卑微的地位所帶來的無力感,使剛剛激起的一點抗爭意識立即灰飛煙滅。所有的苦澀,他只能無奈而又無聲地吞咽下去。這是個無能的形象——不是由于才能的欠缺,而是由于卑微的地位帶來的無能為力。

  跟方鴻漸一樣,鄭琴高也是有真才實學的。他雖然學的是理工科,但對文史哲頗多涉獵。信手拈來的歷史、文化、文學,甚至《圣經》中的典故,證明他是一個博覽群書又活學活用的人;張口就來的對世相的譏刺,也說明了他對社會保持了清醒。如此聰明又有才學的人,卻沒有形成穩定的價值觀和明確的人生方向,方鴻漸在他那個時代能夠堅守的,到了鄭琴高這里全盤潰散。這樣的敘述,本身就具有了反諷的意味。

  鄭琴高是“無用”的,用范擁軍的話叫“老實”。而老實,在當代社會,幾乎就是“無用”的代名詞。他沒有任何家庭背景,沒有很深的心機,也不擅長拉關系,這就注定了他在這個商品社會的“無用”。有意思的是,正是因為鄭琴高的無用——才會被人當成利用的資本。在《圍城》中,“無用”讓我們想到《紅樓夢》中女媧補天留下的那塊頑石,有人格上的隱喻意義;而在《百合心》里,“無用”竟然會成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姜明廣、范擁軍們可以利用鄭琴高的“無用”達到目的。更有諷刺意味的是,鄭琴高也深知自己因“無用”而被利用,但并不因此變得自強自立,千方百計擺脫被利用的地位,而是順水推舟,甘當傀儡,利用著別人對自己的利用。換句話說,他利用了自己的“無用”。我們不知道這是一個被人玩弄的悲劇人物,還是一個演技拙劣的喜劇人物。《百合心》告訴我們,在一切都可以交易的時代,當代的方鴻漸已經淪落到了什么程度!

  《百合心》敘事上的反諷特色,還體現在敘事者在作品中的敘事立場上。《圍城》的敘事者對人物基本上持譏諷立場,對主人公方鴻漸也是有批判的。方鴻漸的懦弱、沒有主見、優柔寡斷、得過且過、油嘴滑舌,敘事者實際上多有否定。批判與譏諷,一方面說明了敘事者站在高于他的人物的立場上,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深層的敘事話語中,還存在一個強大的聲音: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而在《百合心》中,敘述者采用了一種客觀、冷靜的態度:社會就是這個樣子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的。各種齷齪的交易、無聊的應酬、空虛的閑談都被正常化了。敘述者沒有站在高于他的人物的立場上,對遍地的權錢交易和腐敗行為沒有任何譴責,對琴高所參與的行賄活動也沒有任何的批叛。即使琴高被利用、被敲詐、被出賣,也讓讀者更多地為他卑微的地位而感慨,為他不能熟練操作規則而嘆息,為他性格的軟弱畏縮而失望。讀者對琴高充滿同情,對他的處境感同身受,從而輕輕抹去了本應該產生的對社會腐敗和不公的憤怒。

  這顯然是作者有意識的敘述策略:越是將生活中陰暗、骯臟的一面常態化、合理化,就越能顯示出生活的荒誕;越是對人物的猥瑣、無能給予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就越能映射出社會中不合理的一面對人性的摧殘。在反諷中透露出深深的無奈與絕望,是《百合心》在敘事上的最大特色。難怪作者在談到《百合心》時說:“它摧毀世間的一切美好,擊穿我們對于人生,對于這個世界的一切思考。”[2]

  四、結語

  作為戲仿之作,《百合心》無疑是成功的。正如琳達·哈琴所說:“戲仿不僅是要恢復歷史和記憶,而且要質疑一切寫作行為的權威性,所采用的方式是將歷史和小說的話語,置于一張不斷向外擴張的互文網絡之中……后現代主義通過使用正典表明自己依賴于正典,但是又通過反諷似的誤用來揭示對其反抗。”[6]174《百合心》通過對《圍城》的戲仿,在互文性中構建了它的意義:展示了鄭琴高時代比方鴻漸時代更為不堪的現實,表現了當代知識分子更多的辛酸與無奈,并形成了對經典的反諷:那座看上去很美的城,在我們這樣一個空心化時代,已經不復存在;那個沖來沖去的方鴻漸,已經淪落為“空心人”,一個任人操縱的傀儡。

  古人云:“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庹政在《百合心》題記中說:“謹以此書紀念我的父親,我的青春,我的愛人。”我們不知道作者的經歷與作品主人公鄭琴高間有多少相似度,但是,從鄭琴高身上我們能讀出作者的掙扎、沉淪、失落和希冀,以及內心的傷痛與愛,看到一個在現實中沉浮的靈魂。庹政不像錢鐘書那樣站在云端、悲憫眾生,而是以自己的生存體驗,映照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復雜性。《百合心》之所以能夠在網上贏得那么多的點擊率和跟貼量,正是由于在我們這個網絡的時代,很多讀者能夠從中看到自己。如果說這部作品有什么價值的話,那么就在于此。

  參考文獻

  [1] 庹政.百合心[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 庹政.《百合心》自序[EB/OL].[2011-02-03].http://211.85.197.33:80/rwt/02/http/MJXG833PPNVX6ZJPMNYX4LUDNG/s/blog_5396d0f60100p9jr.html.
  [3] 錢鐘書.圍城[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4] 王達敏,徐慶年.反諷及其限制——論圍城的敘事倫理[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5).
  [5]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6] 琳達·哈琴.后現代主義詩學:歷史·理論·小說[M].李揚,李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聯系我們
范文范例
奔驰宝马游戏网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