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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主要因素探究

時間:2020-01-08 10:44作者:伍銀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影響《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主要因素探究的文章,《喧嘩與騷動》是美國著名作家福克納創作的一部經典意識流作品,也是福克納自認最偉大的作品。該書于1929年出版時,并未受到美國本土讀者的重視,十多年后才受到關注。

  摘    要: 文章以勒菲弗爾的操縱理論為指導,選取《喧嘩與騷動》李文俊譯本為研究對象,剖析了作品在翻譯時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因素對作者選取譯作和翻譯策略的影響,以及贊助人因素對譯文質量及其社會地位所起的作用。研究發現,李文俊在翻譯前和翻譯中都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的影響,而《喧嘩與騷動》李文俊譯本之所以被奉為經典則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出版社這一贊助人。

  關鍵詞: 《喧嘩與騷動》; 操縱理論; 意識形態; 詩學; 贊助人;

  Abstract: Guided with Lefevere' s manipulation theory,this paper selec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s target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oetics on the author's choice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patronage on the quality and social status of translation. It is discovered that Li Wenjun was influenced by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oetics before and during translation,and the reason why Li Wenjun's translation of “The Noise and the Fury” was regarded as a classic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patronage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Keyword: “The Sound and The Fury”; manipulation theory; ideology; poetics; patronage;

  《喧嘩與騷動》是美國著名作家福克納創作的一部經典意識流作品,也是福克納自認最偉大的作品。該書于1929年出版時,并未受到美國本土讀者的重視,十多年后才受到關注。《喧囂與騷動》寫作手法新穎,運用了意識流等多種寫作手法,成為意識流小說經典之作。

  目前,國內《喧囂與騷動》的譯本最早由李文俊所譯(以下簡稱李譯本),1984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其后不少譯者先后復譯此書。現有不少學者對《喧嘩與騷動》譯本進行了研究,但大都從譯本的比較、讀者期待視野等角度入手,鮮有學者用操縱理論三因素對其進行分析。本文選取《喧囂與騷動》李譯本作為研究對象有兩個原因:一是李譯本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正值引進外國文學高潮,所以該譯本具有特定的社會文化意義;二是在《喧嘩與騷動》眾譯本中,李譯本至今仍被奉為最經典的譯作。本文從操縱理論視角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進行研究,分別探討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出版社這一贊助人對該譯本的具體影響,以期豐富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研究。

  一、意識形態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影響

  意識形態最初屬哲學范疇,后被引入到翻譯研究中。但翻譯界對于意識形態界定眾說紛紜。勒菲弗爾最初把意識形態界定為一種“世界觀”,[1]同時他也認為,“意識形態指對我們行動具有規范作用的系統,該系統由形式、習俗與信仰構成”。[2]但他又將其稱為“特定社會特定時期可為人接受的由觀點和態度構成的概念體系。”[3]
 

影響《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主要因素探究
 

  對于意識形態與翻譯之間的關系,勒菲弗爾指出,“意識形態對整個翻譯過程都具有操縱作用,只有符合特定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學作品才能被改寫。”[2](P14)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縱主要表現在“對形式和主題的選擇與發展上”。[2](P16)譯文形式的選擇與發展需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特定的翻譯策略來實現,而對主題的選擇則是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由此可知,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縱實則是通過影響譯者擇取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來實現的。

  1.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李文俊擇取翻譯作品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政治意識形態逐漸放寬。批評家們開始質疑我國文藝界“文藝從屬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基本原則,并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的方針。[4]此外,柳鳴九曾在一次會議上稱:“西方現代派文學被完全否認有失公允。”[5]同時,他也指出:“西方現代派文學對我國文學藝術的發展也做出了一定貢獻,不能一概否定……對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同樣也應該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洋為中用。”[5]這為譯介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據。此后,國內譯者開始譯介之前一直被拒的現代派文學作品,意識流文學等現代派文學作品紛紛出版,開啟了譯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高潮。但20世紀80年代初期,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依然制約著現代派作品的譯介。當時,現代派作品能否譯介仍取決于其思想是否具有進步性,即是否符合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這意味著譯介的作品在內容上要體現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揭露批判,具有現實主義作品的特點。

  李文俊選擇譯介《喧嘩與騷動》正是基于這點考慮。與福克納當時尚未譯介的其他作品相比,《喧嘩與騷動》的思想內容更具有進步性。《喧嘩與騷動》以舊時南方康普生家為背景,通過對曾經顯赫一時,如今卻沒落的康普生家族的描述,揭示了舊時南方制度的瓦解。同時,又通過對人物的刻畫,特別是對杰森形象的塑造,表明資本主義的價值標準已逐漸取代舊時南方的價值標準。對此,福克納在作品中進行了諷刺,表明其對資本主義的南方新價值標準的憎惡。正如李文俊在譯作的前言中所言:“《喧嘩與騷動》不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解體的圖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對資本主義價值標準的批判。”[6]“李文俊撰寫的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帶有譯者的主觀闡釋意圖。”[7]其所闡釋旨在說明《喧嘩與騷動》的思想內容是進步的,符合當時的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也正是因為這樣,李文俊才選擇譯介《喧嘩與騷動》。

  2.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李文俊擇取翻譯策略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初期,雖然開啟了譯介現代派文學的高潮,但受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推崇,現實主義在整個文學體系中仍占據主導地位。現代派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都是在反映社會現實,但兩者反映的方式大相徑庭。現實主義文學往往會按邏輯順序來刻畫現實,而現代派文學則通過意識流等方式來刻畫荒誕的或非真實的人物和事件。因此,為了消除違背當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風險,譯者會在譯介現代派作品時采取某些翻譯策略對譯作進行改寫。

  受這種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李文俊在翻譯《喧嘩與騷動》時也采取了加腳注的方法來減少該作品的現代主義特征。《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顯著特點是腳注非常多,除了對譯本中文化負載詞和背景信息的解釋而加注之外,還有許多用來說明情節變化的注釋。例如:

  例1 The cows came jumping out of the barn.

  譯文:那些母牛奔跑著從牲口棚里跳出來。

  腳注:回到“當前”。他們倆又走到牲口棚前,使班吉勾起了下面那一段回憶……

  李文俊用回到“當前”來表明班吉意識的變換。之后,他不僅對這一變化所包含的具體情節進行說明,還指出了下文將要敘述的內容。李文俊這樣做是受到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他試圖通過加注的方式,讓譯本按照邏輯順序來發展,使內容不那么晦澀難懂。這樣譯本的“意識流”現代主義特征就會減少,而現實主義特征更加明顯,從而實現了對譯本符合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改寫。

  二、詩學對李譯本的影響

  對于“翻譯語境中詩學范疇的鑒定現仍莫衷一是”。[8]有學者認為詩學屬于意識形態范疇,但勒菲弗爾認為它是影響翻譯過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勒菲弗爾指出,詩學包含兩個要素:“一是修辭、體裁、主題、原型人物和情景以及符號的總集;二是一種文學在整個社會體系中具備或者應當具備什么樣作用的觀念。”[2](P26)“詩學又會決定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或什么樣的改寫在特定文學系統中是可為人接受的。”[2](P35-36)換言之,特定時期的主流詩學對譯者選擇譯介何種作品、采取何種翻譯策略起著決定性作用。

  1.主流詩學對李文俊選擇翻譯作品的影響

  主流詩學指在特定社會某一時期譯者或其他個人和組織普遍認同的一種文學觀念。這種普遍認同的文學觀念會影響譯者選擇譯介的作品。20世紀80年代初期,文藝領域開始改革,文學界迫切想要學習西方的創作方法,從而為新時期文學開創新的局面。1982年,徐遲在論述現代派的文章中稱,“西方現代派文藝現在已經成為西方世界文學藝術的主要形式……西方現代派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存在,我們需要研究它。”[9]這是新時期文學向西方現代派研究轉向的重要標志。此后,文學界“開始自覺將西方20世紀以來的各種文學、思潮以及寫作手法,作為革新文藝的主要參照”。[4](P139)但是,當時文學界基本都依靠外國文學譯介者來了解外國文學作品。在外國文學界,外國文學研究者和譯介者也感知到這種文學變革的需求,迫切希望引進之前一直排除在外的外國現代派作品,為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發展提供借鑒。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引進外國現代派文藝作品,促進中國新時期文藝改革是當時文藝界普遍認同的文學觀念。

  李文俊作為資深編輯,閱讀過各類外國文學作品,深知我國文學變革的需求。李文俊選擇譯介《喧嘩與騷動》不僅僅因為它是福克納第一部成熟的作品,更是因為這部作品能夠為當時的文學變革注入新的活力。20世紀80年代初期,文學界因對之前盛行的偽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產生了不滿,從而在文藝界開始進行文學改革,旨在恢復文學的真實性。在這種現實主義的引導下,文學界逐步關注現實和人。西方現代派作品善于批判社會現實,描寫人物的內心真實,能夠為中國的文學創作提供借鑒。《喧嘩與騷動》作為一部意識流作品,其在藝術表現方面別具一格。它不僅僅“反映了精神實質與神韻的‘形似’,而且還在‘掘進’人物的內心生活上達到了新的高度”。[6](P2)這種對現實和人物內心的描述體現的正是現實主義的特征,能夠為當時中國文學界如何創作現實主義作品提供借鑒。因此,李文俊選擇譯介《喧嘩與騷動》是出于引進外國現代作品來為當時的文學創作提供借鑒,從而促進文學變革的考慮。這種選擇符合當時文學界的期待,迎合了文學變革的需求。

  2.主流詩學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

  除了文本的選擇,李譯本翻譯策略的選擇也受到主流詩學觀的影響。為了迎合當時引進外國現代派文藝作品為中國文學創作提供借鑒,促進文藝改革走向的主流詩學觀,李文俊翻譯時在語言層面上采取了“直譯為主,意譯為輔”的翻譯策略,而在文化層面上則采取“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試圖讓譯文不僅忠實于原文的語言形式,而且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從而為當時中國的作家創作提供借鑒。

  (1)無標點句子的翻譯

  例2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even that long for a man of courage and he do you consider that courage and i yes sir dont you and he every man is the arbiter of his own virtues whether or not you consider it courageous is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act itself than any act otherwise you could not be in earnest.

  譯文:——于是我說它也沒有占上風如此之久對一個有勇氣的人來說——于是他說你認為那是勇氣嗎——于是我說是的父親你不認為是嗎——于是他說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道德觀念的仲裁者不管你是否認為那是勇氣反正它比那行動本身比任何行動都重要否則的話你不可能是認真的——

  無標點句子是福克納通常采用的一種寫作手法的具體表現,那就是“意識流”,以此來記錄作品中人物意識的變化。這種意識的變化“不必有邏輯,也不必順時序”。[6](P10)這一段描寫的便是昆廷的潛意識,整個行文非常混亂,連續幾頁沒有任何標點符號,也沒有大小寫區分,以此來表示他當時的精神處于高度的亢奮狀態。雖然這是福克納的一種寫作手法,但當時中國讀者對此并不熟悉。因此,在翻譯時,李譯本主要采取了直譯的翻譯方法,沒有將原文中的“and”翻譯成“和”來區分句意,而是保留了原文說話邏輯混亂的風格。同時,譯者也采取了意譯的翻譯策略,在譯文中添加了破折號,用來區分昆廷和其父親的對白,這樣處理雖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文的藝術風格,但有利于中國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邏輯。這種直譯和意譯結合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文的“意識流”寫作風格,也使譯本易于讓中國作家理解,為其從中學習創作方法提供了方便。

  (2)方言的翻譯

  例3 T.P. said Sir, in the barn. Fancy held her head over the door, because T.P. hadn’t fed her yet. “Git done there.” Roskus said.“You got to do this milking. I cant use my right hand no more.”

  譯文:T.P.在牲口棚里應了句“啥事,爹。”阿歡把腦袋從柵欄門上探了出來,因為T.P.還沒有喂它草料。“你那邊完事啦。”羅斯庫司說。“你得來擠奶啊。俺的右手一點也不聽使喚了。”

  這一段是黑人女傭迪爾希的丈夫羅斯庫司和他兒子T.P.之間的對話。黑人語言是美國社會一種特殊的語言,在發音和語法上都不規范,在文學作品中主要通過拼寫來表示,以此來表明所刻畫人物的性格和社會地位。翻譯時,這種方言非常難處理,因為英語中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城市和農村使用的語言區別非常大,但是漢語只有標準普通話和各地方言之分,所以黑人方言在漢語中無法找到對應的表達。在《喧囂與騷動》中,福克納通過拼寫不規范的詞語,如“GIT和cant”,來刻畫未受過教育的黑人傭人形象。李譯本采用了歸化的翻譯方法,用中國北方的方言,如“啥”“爹”“俺”這些詞來代替原文中的黑人方言,以此來標記原文黑人方言的使用,這樣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形象生動的凸顯出原文所刻畫的未受教育的黑奴形象。這種使用方言來刻畫人物形象的寫作手法為當時中國作家提供了新的思路,迎合了當時促進文學變革的主流詩學觀。

  三、贊助人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的影響

  贊助人指“那些能夠促進或阻止書寫和改寫文學作品的力量,試圖調整文學系統和其他體系之間的關系的人”。[2](P15)贊助人可以是個人、群體和出版社,也可以是社會傳媒。贊助人通常通過意識形態、經濟和地位所構成的贊助人系統對譯者施加影響。

  1.經濟因素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譯文質量的影響

  勒菲弗爾所指的經濟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給譯者提供稿費來謀生和雇傭編輯。在翻譯《喧嘩與騷動》時,李文俊的主要身份不是譯者,而是《世界文學》雜志的編輯。作為編輯的李文俊需要為一系列刊物介紹福克納,如介紹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編寫一本《福克納評論集》。但那時福克納的作品鮮有譯成中文,李文俊未讀過其大部分代表作。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說:“在讀者未讀原著的情況下請他們先看太多有關評論,恐貽本末倒置之譏。”[6]為了完成這些任務,李文俊決心翻譯福克納的作品。他曾說,“至于我正式從事翻譯介紹福克納可以算是‘逼上梁山’。”[10]由此可見,李文俊譯介《喧嘩與騷動》更多的是為了完成任務而非賺取稿費來謀生。因此,提供稿費來謀生這一經濟因素對李譯本操縱較少。但是,雇傭編輯這一經濟因素對李譯本的操縱比較明顯。上海譯文出版社作為李譯本的贊助人,在李文俊交付譯稿后,聘請了專業編輯來校閱譯稿,指正了譯稿中出現的錯誤。李文俊曾說:“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吳勞同志幫我匡正了不少因為精力不濟與學歷不足而造成的失誤。”例如:李文俊有幾頁譯稿遺漏了,沒有寄給譯文出版社,后來吳勞將這幾頁譯稿手抄補全。這對提高李譯本的總體質量意義重大。

  2.地位因素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社會地位的影響

  譯本要為大家所知,必須要通過出版社這一贊助人出版發行。譯本出版后的受歡迎程度不僅取決于譯文的質量,還取決于出版社這一贊助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根據勒菲弗爾對地位因素的描述,“贊助人在社會中的接受度表明,原作者和譯者都受到各自贊助人地位的制約。”[2](P18)換言之,作為贊助人,出版社的社會地位對譯作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的影響。《喧嘩與騷動》共有十個全譯本,但最為廣大讀者追捧的還是李譯本。一方面因為李譯本是首譯,譯文質量佳,另一方面因為李譯本的贊助人社會地位高。李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該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綜合性專業翻譯出版公司,在翻譯外國文學方面擁有悠久的歷史。它是“文革后最早出版外國文學中譯系列叢書的出版社”,[11]選材精湛、譯本譯文優美,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賴。上海譯文出版社首次出版《喧嘩與騷動》李譯本便印刷了87 500冊,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后還多次重印,至今仍有版次在售,可見其受歡迎程度。李譯本現已被選為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譯文名著精選”,是《喧嘩與騷動》的經典譯作,不僅是讀者閱讀的首選,也是學者研究的焦點,享有非常高的地位。

  四、結語

  通過運用勒菲弗爾操縱理論從宏觀層面對《喧嘩與騷動》李譯本進行分析,筆者得出,李文俊在翻譯前和翻譯中受到了意識形態和詩學的影響,而贊助人對李譯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翻譯后。具體而言:第一,在意識形態方面,李文俊為了迎合當時擁護現實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在譯介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大潮中選擇了翻譯現實主義因素更明顯的《喧嘩與騷動》,并且采取加注的翻譯策略來凸顯譯作的現實主義特征;第二,在詩學方面,李文俊譯介《喧嘩與騷動》是為了順應當時引進現代派作品來促進文藝改革的主流文學觀念,并采取“直譯為主”的翻譯策略來保留原作的特點,同時通過“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讓譯文更容易為中國讀者所閱讀,從而促進中國文藝改革;第三,贊助人對李譯本的影響一方面表現在出版社這一贊助人雇傭編輯來校對其譯文,提高了李譯本的譯文質量;另一方面,出版社這一贊助人本身的社會地位,對李譯本在社會中的接受度和影響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由上可知,翻譯研究者除了在語言等微觀層面對譯本進行研究,還可以將其置于特定的社會文化中,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等宏觀層面對其進行探究。而贊助人作為操縱譯本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對譯本社會地位的影響可以為研究譯本的影響和接受度提供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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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New York:Taylor & Francis e-Library,1992.
  [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Some Aeneids in English[M]//Bassnett &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
  [4] 朱棟霖,朱曉進,龍泉明.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柳鳴九.西方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評介的幾個問題(續篇)[J].外國文學與研究,1979,(1).
  [6]Faulkner,William.喧嘩與騷動[M].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7]王春.文學契合論下李文俊的翻譯觀及其對譯者研究的啟示[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8,(3).
  [8]余小梅.“意識形態與翻譯”國內研究之分歧、不足與展望[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7,(11).
  [9]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J].外國文學研究,1982,(1).
  [10]許鈞.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11]查明建,謝天振.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下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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